14．埃利阿斯
《文明的进程》（第一卷）
王佩莉译，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1998年
这位94岁去世的老人直至垂暮之年才获得世人近乎赶时髦般的承认和效仿，至少在历史学界，其重要性堪与福柯相提并论。不过，如果把此书简单地归为通常文化社会学或是社会史著作，未免视野有限。相信即将上市的第二卷会使读者看清作者的宏大思路：毕竟他绝非一位只知爬梳典故趣闻的民俗搜集者。好在首卷中收入了作者68年的自序，可加细读。译者苦心经营（如将书中大量中世纪训言勉力译作四言古文），译笔流畅，但也许由于英文功底不如德文，所以出现一些人名（如伊拉斯漠）、概念（如制度、系统）和书名（如《意识形态的终结》）不符通译的情况。有一处由于将各学科的“博士”按字面直译为“哲学博士”，遇上真正的“哲学博士”时只好强自译出“双重哲学博士”，但这样的“忠实”至少能让读者知道错在何处，总好过满篇不知所云的篡改。我们期待他其他著作的中译，更期待开拓思路后的实质研究。
15．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
罗荣渠、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这是一部近20年来被社会科学各学科广泛引用的多卷本著作，其学术地位自不待言。但中文版的问世未免过于坎坷，好在译者们最终众志成城才完成了这件于学术界大有功德的好事。这部难度很大的译作，尽管译文质量不错，但依然有不少缺憾，最严重的问题是全书译出了详细的文内注释，却不附总书目，让读者无从查考（这倒反映了国内学界忽视学术通例和学术积累的通病）；其次，译者众多，专有名词错漏、矛盾之处颇多，比如费弗尔／费夫尔，拉杜里／拉迪里，勒费弗尔／勒费布里等，这些多是史学大家，照理不应有异译。更有将“满洲”译作“满洲里”，韦伯印作“Webb”，汉学家狄百瑞在正文、注释和索引中有不同的译法，但无一译对，而“ThomasMun”被译作了“托马斯·曼”。看来，由多人合作完成的翻译工作，校者和编辑应该更加认真负责地进行审核，否则仅仅署名，就很难保证译文的质量。当然，此书与《经济与社会》和《地中海世界》一样属于鸿篇巨制，摆在书架上颇有些气派，故上述微暇不影响其声势。
16．布迪厄《实践与反思》
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尽管布迪厄只是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国际学界中成为“知名人物”，但不过十余年，却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他倡导将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细致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的学风，大概对于当今中国学界，确有救治的功效。尽管《实践与反思》，并非布迪厄的代表之作，但比起《实践理论大纲》或《区隔》等书，它确实简要明晰地介绍了布迪厄的基本思想。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该书中布迪厄与众多学术流派之间的对话与辩诘，了解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界的思想状况。
17．杨联升《中国制度史研究》
彭刚、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8年12月
“汉学”与“中国研究”这两个名称自然是有不同的意味，“汉学”最起码指的是一种具有传统人文意味的历史或历史语言学研究；而“中国研究”所包含的现代西方学术色彩则要浓厚得多。不过，杨联升先生的著述是很难归类的，瞿同祖、萧公权等人的经典著作也是如此。《中国制度史研究》里的论文大多是专题通论的性质，从中既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国文史领域的深厚素养，也可以窥见作者所受的经济学及经济史的学科训练。这本小书所收的9篇论文都堪称典范之作，欧美的后辈学者已从中受益良多，相信在中文世界也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全书的译文也算平实通畅，但其中大部分文章标题乃至个别名词的译法还是应该参考台湾联经在80年代出版的《国史探微》一书，毕竟那里的翻译是作者校阅过的。两位译者实际上也应该写一篇“译后记”交代一下翻译的想法。试举两三篇文章的题目做比较就可看出差别：“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传统中国的一种罕见观念”应作“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中国经济史上的数目与单位”应作“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应作“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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